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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朋朋先生:從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的方式看漢文教學

來源:中國網絡通訊社 發布時間:2021-01-31

從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的方式

看漢文教學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

張朋朋

北京語言大學

明中葉開始,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又由西方傳遍整個世界,至今生生不息。中國文化是以何種方式傳播到西方的?為什麼當時中國文化能夠傳播到西方?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的方式說明了什麼?回答這些問題,對于我們認識到底什麼是中國文化以及如何進行漢文教學才能傳承和傳播中國文化,具有現實意義。

什麼是文化?

人類創造了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西方的“culture”一詞譯作“文化”。“culture”本義是“耕作”和“種植”,西方人把耕作和種植也看作文化活動,所以西方人認為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文化”。中文“文化”一詞,“文”指文字,“化”指變化,“文化”是指學習文字得以教化,而文字記載人的思想,在中國把知書達理之人稱為文化人,中國的文化觀認為文化是隻指人類創造的精神财富。

什麼是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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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的文化觀,中國文化是隻指中國人創造的精神财富,而精神财富是靠漢字記載的,中國文化是漢字文化。文字是書寫文章的,古人雲“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中國人自古就知道人的思想是靠文章傳之久遠的。“文以載道”,因此,漢字文化是指記載着中國古代思想家和哲學家所創造的精神财富。千百年來,記載着孔子儒家思想的《四書》《五經》和老子道家哲學的《道德經》等漢文經典被中國人世代傳承。文化傳統是一個國家的靈魂,是人的信仰,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信仰的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

中國文化是以何種方式傳播到西方的?或者說,中國的漢文經典是以何種方式傳播到西方的?

中國漢文經典是通過翻譯的方式傳播到西方的,而從事這項工作的人,費正清認為來華傳教士扮演着先鋒和核心的角色。費先生的觀點是符合事實的。

根據史料記載,最早把孔子的儒家經典《四書》翻譯成拉丁文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窦,但譯文隻是被人帶回意大利的手稿。最早把《四書》部分内容的拉丁文譯文刊印出的是另一位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1662年江西建昌府刻印了一本拉丁文書,書名為《中國的智慧》,書中有《論語》和《大學》的譯文,譯者殷铎澤也是意大利傳教士,這是《論語》第一次正式譯成拉丁文出版。而後殷铎澤又翻譯了《中庸》并于1667年和1669年分别刻于廣州和印度果阿。

使中國的孔子學說在歐洲如日中天的是1687年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之命由柏應理、殷铎澤等幾位傳教士合編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的拉丁文譯本在巴黎正式出版,此書漢文标題是《西文四書直解》。此書的出版使歐洲學者開始關注中國,當時不少讀過此書的歐洲學者尊孔子為天下先師,稱孔子為道德與政治哲學上最博大的學者和預言家,德國著名學者萊布尼茨看過此書後在給友人的信中就寫道“今年巴黎曾出版孔子的著述,彼可稱為中國哲學之王者”,由此,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熱”。不久此書又出版了法英文譯本,進一步擴大了孔子學說在歐洲的影響,使更多的歐洲人了解了中國文化。

在衆多翻譯漢文經典的西方傳教士中不應忘記的還有被稱為漢籍歐譯三傑的英國人理雅格、法國人顧賽芬和德國人衛禮賢。

理雅格受英國倫敦教會派遣來華,後回國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他從1861年到1882年間先後出版了他用英文翻譯的七卷本巨著《中國經典》,内有《四書》《五經》《道德經》等幾乎全部漢文經典。

顧賽芬一生大多居住在河北獻縣天主教堂,他也幾乎翻譯了全部儒家經典,涉及之廣,數量之多,達到驚人程度,從1895年到1916年先後出版了以拉丁文和法文兩種文字翻譯的《四書》《詩經》《書經》《禮記》《春秋左傳》和《儀禮》。

衛禮賢在青島傳教,被稱為20世紀德國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因為他從1910年到1930年間先後出版了他的《論語》《道德經》《列子》《莊子》《孟子》《中庸》《大學》《易經》《呂氏春秋》《禮記》等幾乎全部漢文經典的德文譯本。

來華傳教士把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後,西方出現了不少專業漢學家,世界上不少知名大學在傳教士的建議或直接參與下都先後建立了漢學研究機構,從此,漢學在西方教育體系中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

總之,來華傳教士中有相當多的人是把全部身心和畢生精力都投入到了研讀和翻譯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學等諸多漢文經典之中,他們确實充當了把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的先鋒和核心角色,實事求是地說,沒有這些來華傳教士,當時中國文化是不可能傳播到西方的。

為什麼西方傳教士能把漢文經典翻譯成西文?

把漢文經典翻譯成西文,傳教士除了具有西文能力以外,還要具有能讀懂漢文經典的能力。而要獲得這種能力,早期的傳教士确實遇到了很大困難,因為沒有專門為外國人開設的學校,也沒有現成的供外國人使用的教科書和工具書,因此,早期的傳教士,如利瑪窦、羅明堅、郭居靜等都把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研習漢文文法和編寫漢西字典之中。但是當有了專門的學校和供外國人使用的教科書以及文法書和工具書後,一般的西方來華傳教士不用很長時間就能獲得讀懂漢文經典的能力,就能從事漢文經典的翻譯。翻譯的文本之豐富和參與的傳教士人數之多就是一個證明。很多西方傳教士不用很長時間就能獲得讀懂漢文經典的能力,這說明漢字和漢文并不難學,法國著名漢學家雷慕沙在其專著《漢文啟蒙》中對西方人學習漢字和漢文是這樣說的:

漢文文法不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不需要過細的描述,漢文的困難被誇大了,學習漢文并不比其它文字難,人們從此書中可以看到這點。

漢字被認為要花畢生精力學習的,這是人們的一種偏見,人們感到漢字難學是源于這種文字系統的奇特和漢字數量的龐大。其實,成千上萬的漢字并不可怕,因為大多數漢字是不常用的,一個人隻要掌握了兩千多漢字,看書就沒什麼障礙了。漢字的字形确實很奇特,但如果我們會分析字形,漢字是很容易記住的,他們的字典編寫得很清楚,也很有規律,所使用的方法是令人贊歎的。

現在我不再認為獲得閱讀漢文的能力是需要花畢生精力的事,其實,學兩到三年就可以閱讀漢文文獻了。

雷慕沙并不是僅通過理論上分析得出的結論,而是有切身體會的,是用自己親身學習的實踐證明的,因為他本人就是在短期内獲得了很高的閱讀漢文經典的能力,他是使用由傳教士編寫的教科書和工具書在巴黎學習漢文經典的,23歲時就發表了《中國語言文學論》,25歲時就以研究中國醫藥論文獲得了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年僅26歲就成了當時法國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的第一位漢學教授。

著名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和雷慕沙有同感,他來中國前隻學了兩個月漢語,也隻在中國學習和逗留了兩年,可是他在不長的時間裡也獲得了中國語言和文字能力并在學術研究上獲得了很高成就。因此,他在《中國語和中國文》一書中這樣講:

一個外國成年人經過一年的學習,要熟悉兩到三千漢字并不見得有如何困難。

我們熟悉了幾百個最普通的獨體字,就得到了各種合體字裡常見的分子,因此,要學習新字,隻需學習這些新字裡包含的分子,就像是學習西洋文字用字母拼寫一樣知道怎麼拼寫新字。

可見,大量漢文經典之所以能被如此多的西方傳教士翻譯成西文,使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說明中國的漢字和漢文并不是難學的,不是隻有極少數高智商的西方人可以學習,而是一般的西方人都能學習。

為什麼有如此多的來華傳教士要把漢文經典翻譯成西文?而且還把這項工作作為了自己畢生的事業?

因為學習了漢文經典的西方傳教士幾乎都産生了強烈的翻譯欲望,或者說,他們都産生了希望将中國文化介紹給他們遠方同胞的強烈願望。理雅格的英國家人曾對他以全部精力翻譯和介紹中國的漢文經典一事感到不解,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講道:

中國人擁有值得珍視的文學,而且極不尋常的是,他們是一個有教養的,甚至是一個熱心閱讀的民族。他們的文明與我們極為不同,但他們早已經擺脫了野蠻和愚昧。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以及一些更為現代的帝國興起又衰落,但是中華帝國依然聳立。在它的國民中一定存在着某種偉大的德性和力量。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學術精華開發得像中國那樣,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人那樣如此高地看待和尊重他們的學術。

美國傳教士衛三畏是在耶魯大學建立美國第一個漢學研究所的創始人,他在《中國總論》中對孔子學說這樣評價:

孔子哲學最大的特點是對尊長的服從以及溫和正直地和同輩人交往。孔子認為政治的清白必須建立在個人正直的基礎上,在他看來所有進步的開始都蘊藏在“認識自我”之中,毋庸置疑,他的很多思想是值得贊揚的,就是與希臘和羅馬聖人的學說相比,他的作品也毫不遜色,并在兩個方面大大超出:一是其哲學被廣泛應用于他所生活的社會,二是其哲學突出的實用性。

有比較才有鑒别。理雅格、衛三畏等西方傳教士了解西方文化,是具有文化鑒賞力的人,他們來華的使命是傳播西方文化,最初是以居高臨下的态勢俯視世界的,但當他們學過中國的漢文經典後高傲的西方人被中國文化深深震撼了,他們覺得在中國發現了一座其價值可與古希臘聖人比肩甚至有過之的文化金礦,從而激發了他們開發和利用這一金礦的極大熱情。

西方傳教士來中國是來傳播《聖經》,傳播西方文化的,是向中國人傳播西方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要把西方人的信仰傳播到中國,結果卻把中國文化傳播到了西方,把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傳播到了西方,或者說,把中國人的信仰,中國人對待人生的态度和觀察萬物的方法傳播到了西方,這是西方人始料不及的。西方人傳播他們的文化是主動的,中國人是被動接受的,而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不是中國人主動推廣的,是西方人自願接受的,是西方人主動把中國文化傳播到了西方。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交流是雙向的,創造不同文化的人都會認為自己的文化具有普世價值,本文不想讨論文化有沒有普世價值,但我認為一種有價值的文化至少應該是能被其他民族自願接受并在世界上廣為傳播的,中西文化的交流方式說明,與西方文化相比,中國文化是更有價值的。

本文強調“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中國文化能傳播到西方,前提是來華傳教士能學到漢文經典。因為當時中國的教育是讓孩子讀經,所以希望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的每個來華傳教士都能學到,或者說,也隻能學漢文經典。換句話說,如果中國教育不讓孩子讀經,來華傳教士也就學不到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那麼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的曆史畫卷也就不存在了。

曆史是沒有如果的,但為什麼我要提出這種假設呢?

因為這種假設在中國發生了。1840年鴉片戰争後西方列強和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靠船堅炮利打敗了中國,從而導緻中國發生了變革,辛亥革命中國人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為了把落後的中國建成一個不再被列強欺辱的西方式強國,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1920年9月下令小學取消“讀經”,改用白話文編寫的國語教科書。取消“讀經”給中國帶來了嚴重後果。

今天來中國的外國人已學不到漢文經典了,了解不到中國文化了,中國文化也隻能是由西方漢學家替我們傳播了。這正常嗎?取消少兒“讀經”就是取消中國文化的教育,而取消中國文化的教育必然是讓中國人從小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時至今日,中國已有三代人不學漢文經典了,有三代人不了解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了,有三代人不了解中國文化了。學習漢文經典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文化傳統是一個國家的靈魂,是人的信仰,也就是說,我們中國有三代人已經沒有中國人的靈魂了,已經不信仰中國文化了,難道這種現象不可怕嗎?我們想過沒有,有誰會相信由學習和信仰西方文化的人能把中國建成一個讓全世界各國人民都尊重和放心的強國呢?因為世界的曆史和現實都告訴世人,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強大後都是要侵略弱小國家的,都是要掠奪别國資源的。日本明治維新後就是因為學習西方成為了第一個東方強國,但強大的日本給世界帶來了什麼?是和平嗎?不是,而是發動了侵略戰争!有朝一日,崛起的中國真的成為一個強國,我們将拿什麼讓世人相信中國不會成為第二個日本呢?難道是拿西方文化嗎?

讓少兒“讀經”不僅是如何進行漢字和漢文教學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把中國建成一個什麼樣的強國的大問題。因此,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重新認識。

當年中國落後,有人用西方拼音文字和白話文與中國漢字和文言文相比,認為中國漢字複雜,難學,是落後的文字,認為“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産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衆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适合于現代的時代,”“文言文是死文字,死文學,白話文是活文字,活文學。”

不少中國的文化人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信,西學東漸後,他們接受了西方文化,用西方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來評價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後的,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禮教”,道家哲學是迷信邪說,漢文經典是封建糟粕的大雜燴,全盤否定了中國文化,于是有人就公開宣揚:“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20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6]在這種背景下,有人提出要改革漢字,改革教育,于是廢除了文言文和取消了少兒“讀經”。

今天我們要反思:中國落後真與使用漢字和文言文以及讓少兒“讀經”有關嗎?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而這與改革漢字和廢除文言文以及取消少兒“讀經”有關嗎?其實是無關的。因為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國家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簡化漢字,取消少兒“讀經”,廢除文言文,使用白話文,貫徹了“我筆寫我口”“言文一緻”的宗旨。結果怎麼樣?中國依然落後,而且國家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那為什麼中國今天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是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是由計劃經濟改為了市場經濟,是促進經濟發展,解放生産力的結果,是打開國門引進外國企業、資金和人才的結果,是讓中國人走出國門去考察和留學,掌握了西方科學技術的結果。今天看得很清楚,清末中國落後挨打,是清政府腐敗無能,閉關鎖國所緻,這與使用漢字和文言文以及讓少兒“讀經”沒有必然聯系,也就是說,當年推翻腐敗專制,建立民主法制的國家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對的,但沒必要改革漢字,沒必要廢除文言文,沒必要廢除“讀經”。因為學習古文和使用文言文與讀寫白話文并不矛盾,少兒“讀經”實際上不僅不影響讀寫白話文,反而會對讀寫白話文起到促進作用。

曹雪芹、魯迅、錢锺書、毛澤東,甚至大力提倡白話文的陳獨秀、胡适本人少兒時都是“讀經”,都是隻學古文,結果他們都兼有讀寫文言和白話兩種能力,一舉兩得。曹雪芹的老師從來沒教過他寫白話文,但他卻寫出了白話文巨著《紅樓夢》,魯迅在三味書屋也沒學過白話文,但魯迅卻成了白話文大師。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白話文不用教,這說明學古文和使用文言文與讀寫白話文并不矛盾,古文學得越好,讀寫白話文的能力就越強。“讀經”不僅能傳承中國文化,還能提高白話文的讀寫能力。魯迅那一代文學大師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反之,取消“讀經”,隻學白話文,學生就成了半文盲和文化盲,不僅學不到中國文化,不能獲得全面的漢文讀寫能力,而且白話文也寫不好。今天就是讓孩子學再多的魯迅的白話文作品,他們也不可能寫出像魯迅那樣的文章,因為魯迅的寫作能力不是通過學習白話文獲得的,而是通過“讀經”獲得的。

為什麼白話文不用教?為什麼隻學古文,可“一舉兩得”呢?

因為古文和現代白話文都是用漢字寫的文章,漢字是溝通古今的,古文和白話文是共存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浒傳》等大量小說就是明、清時期的白話文作品,古文和白話文是分不開的,古文“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中的每個漢字都會出現在白話文中,白話文讀出來和說話一緻,而人是自然會說話的,所以學習古文掌握了漢字的人自然就能讀寫白話文,白話文可以無師自通,當然就不用教。這也是為什麼當年五四時期的讀書人都會讀寫白話文的原因。

白話文不用教,難道當年的教育家不知道嗎?為什麼他們提倡教白話文呢?除了認為古文的内容落後外,另一個原因是,西學東漸後,中國引進了西方語言學,當時的教育家接受了西方語言學。西方語言學認為“文字是語言的符号”,根據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古文是古代漢語,白話文是現代漢語,古漢語已經死了,古文就成了死文字。根據“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号”的理論,就應該“我筆寫我口”“言文一緻”,于是接受西方語言學理論的中國學者和教育家就要“廢除文言用白話”。也就是說,中國之所以發生文字改革和白話文運動以及取消少兒“讀經”,是西方的語言文字理論在中國應用的結果。

中國的語言文字現象證明,漢字不是漢語的符号,漢字是書寫文章的視覺符号,用漢字寫的文章不是漢語,語言是當下的,文章是超越時空的,“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語言一時傳,文章千古在,記載着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的漢文經典就是通過少兒“讀經”在中國代代相傳的。漢字使中國文化沒有中斷,單憑這點就證明漢字不是落後的,而是先進的。改革漢字的理由是認為漢字複雜,誰都知道複雜的汽車比簡單的馬車先進,複雜的、功能強的工具才是先進的,怎麼能把簡單的文字看成是先進的,把複雜的漢字看成是落後的呢?這是什麼邏輯!實際上,西方最著名的語言學家也明确表示“我們的研究隻限于表音文字”,但中國語言學家卻視而不見,而是迷信西方理論,把古文稱為死文字,認為中國人學習古文和使用文言文的現象是畸形的。他們不是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現象反思西方的理論是否科學,而是用西方的語言文字理論來改造中國的語言文字現象,改革中國的漢字和漢文教學,使西方的理論中國化。其實,中國的古文和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關系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和諧共存,是功能不同,是各有各的用途。

漢字和古文是漢文的基礎和源頭,沒有古文“以己之矛,克己之盾”,哪有現代白話文的“矛盾”一詞呢?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因此,學習漢文當然要從源頭學起,如果先學白話文,白話文和漢字教學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讓少兒“讀經”,把古文放在基礎和優先的位置符合漢字和漢文的教學規律。

儒家思想是人生觀,講如何修身做人,道家學說是世界觀,講如何看待世間萬物,中國文化是教書育人的文化。因此,漢文經典自然應從少兒教起,從小讓中國孩子知道你是從哪兒來的,祖先是誰,什麼是中國人的精神和信仰,怎麼做一個中國人。而且少兒記憶力最好,古文又短小精煉,所以讓少兒“讀經”,他們不怎麼費勁就能打下堅實的漢文基礎,從小就把中國聖賢的思想深深印在腦子裡,終身不忘。美國漢學家衛三畏對中國少兒“讀經”是這樣評價的:

孔子的學說對中國人的心理結構産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中國聖人的言論對其同胞的良好影響力之所以遠遠超過西方的聖人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究其原因是因中國的教育是把教少兒識字讀書與傳授孔子思想和道家哲學結合起來的。

少兒“讀經”不僅符合漢字和漢文教學的規律,而且把識字讀書與傳承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合為一體,把學習漢文經典作為人生的第一課,這種教育方式是聰明和智慧的,是非常合理和有效的,不僅是獨特的,還是超越西方的。

為了把中國建成一個超越西方的中國式強國,為什麼必須恢複少兒“讀經”呢?

因為改革開放四十年說明,教白話文可以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國,但建成的不是中國式強國了,因為把中國文化丢了。今天中國是強大了,但人無信仰,思想空虛,拜金主義,道德敗壞,唯利是圖,官員貪污腐化以及大氣污染,生态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問題都在中國出現了,而且還勝過西方國家。今天人們看得越來越清楚,如果用西方文化建國,把中國建成一個西方式強國,帶給中國人民的将是災難,帶給世界人民的将不是和平,而是戰争。

如何才能把中國建成一個超越西方的中國式強國呢?中國要在繼承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會通以超勝”。

“會通以超勝”是中國明代大學者徐光啟接觸到西方文明後提出的,“會通”是“融會”和“通曉”,“超勝”是“超越”和“勝過”,徐光啟認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9]中國人要想超越和勝過西方文明,首先要通曉中西兩方面的文化及其科學技術知識,作為中國人先要了解自己的,然後再去了解西方的,在學習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去學習西方文化,然後創造出更好、更新的東西,而不是丢棄中國文化。而使中國人了解中國文化及其科學技術知識的最佳途徑就是讓少兒“讀經”,因為中國文化在漢文經典中,不在白話文中,中國古代的醫學、農學、建築、水利以及天文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都是用文言文記載的。

徐光啟主張中國人應“通曉”西方文明,不是拒絕,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學習和了解,“超越”和“勝過”就是比西方更好,徐光啟能有“超勝”的思想,說明他不“崇洋媚外”,不迷信西方,他對中國文化是充滿自信的,對中國的科學技術不是全盤否定的。我認為這種态度是正确的。

古代中國科學技術是領先世界的,但近代在某些方面不如西方了,中國确實造不出飛機,造不出原子彈了,但就此,就認為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嗎?就能否定中國文化的價值嗎?

不能!因為中國文化本來就不是造殺人武器的,中國被打敗,是槍炮不如人,不是文化不如人,中國文化不是重“物”,而是重“人”,重精神,重修身,重教化,儒家思想講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愛人”,“和為貴”,“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都是讓人做具有高尚情操,有道德,與人友好相處,積極向上的人。

道家哲學也是教化人,是讓人知道“人”與“天”是“天人合一”的關系,讓人知道萬物是“陰陽相生”的,利害是一體的,有利必有害。

做人,正确地認識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世間萬物,這與創造物質财富相比,哪個更重要呢?當然是前者更重要,因為是人使用科學技術,是人創造物質财富,隻有品格高尚的人才知道正确地使用科學技術,才知道用科學技術造福于人類,反之,科學技術和所創造的器物是會給人類帶來災難的。器物有利,有弊,人隻有認識到這一點,才知道怎樣使用科學技術,才知道該創造什麼樣的器物,才知道興利去弊。人類一分一秒也離不開空氣和水,離不開“天”,如果不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用科學技術破壞人類基本的生存條件,人類都生存不下去了,創造再多的物質财富又有何意義呢?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的文化觀區分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不重物,而重人,重教化人的原因,因為中國人知道物質财富是由人創造出來的。

中國人是在西方槍炮的威逼下被迫走上學習西方的道路的,其實,學習和通曉西方的科學技術對于重視讀書和善于學習的中國人來說并不難,改革開放短短三、四十年,西方有的器物,我們中國人基本上都能制造出來了,但我們卻把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智慧丢了,這樣我們還能“超越”西方嗎?因此,為了能超越西方,我們必須讓少兒“讀經”,把丢失的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智慧找回來,然後“會通以超勝”。

我通過研究漢字和漢文教學發現,可以溝通古今的漢字是超越西方文字的,漢文教學的方式也是超越西方的。因此,為了把中國建成一個超越西方的中國式強國,我們必須使用漢字,必須繼承漢字和漢文教學的傳統,因為漢字和漢文教學不是我們中國的劣勢,而是優勢。舉例來說,西方人發明了計算機,但在計算機上錄入漢字的速度卻超越了西方文字。另外,漢字是世界上唯一沒有被中斷使用的文字,所以中國圖書館的漢文典籍是最豐富的。

我通過研究語言文字理論發現,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号系統,語言是聽覺的,文字是視覺的,視覺的文字在傳承和傳播文化的功能上高于聽覺的語言。西方語言學家沒有認識到文字是視覺符号,而認為“文字是語言的符号”,所以他們長期用文字材料研究語言,把“文法”當成“語法”。西方語言學理論雖然在邏輯推理上非常嚴密,分析得也頭頭是道,但其推理的基本概念卻錯了,他們把聽覺的語言和視覺的文字混為一談了。一旦西方人進行邏輯推理和邏輯分析的基本概念搞錯了,整個西方語言學大廈就坍塌了。中國古人是區分語言和文字的,知道“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中國古人很早就研究文字了,但中國人并沒有把文字學當成語言學,也就是說,中國人在語言觀和文字觀上也是超越西方的。

人的語言能力是自然生成的,而人的文字能力是使用人創造的工具的能力,根據字母文字研究語言的西方人卻認為人的語言能力不是整體生成的,而是由音素合成的,西方人之所以産生合成論語言觀不是孤立的,這與他們對人和自然的認識有關,西方科學是建立在西方哲學基礎上的。什麼是人?什麼是自然?人與自然是什麼關系?西方傳統哲學對這些本原問題的看法與中國道家哲學是不同的。西方傳統哲學認為我是主體,大自然是客體,是“主客二分”“二元對立”的,是“天人相分”的哲學,這種哲學的科學觀認為整體是由部分合成的,而中國道家哲學是“主客不分”“陰陽相生”的哲學,是“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整體論哲學,這種哲學認為生命體不是由部分合成的,而是在環境的作用下整體生成的,中國哲學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命哲學。我認為中國道家哲學是超越西方傳統哲學的,如果我們中國人用中國道家哲學去重新審視西方人在不同領域所建立的各種學科的基礎理論,就像破解西方人的文字觀一樣,我們将能發現西方人對人和自然界的一系列錯誤認識,從源頭上找到他們的問題,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建立一種超越西方傳統哲學的更高級的邏輯形式和科學觀,從而創新理論,破解地球自然生态環境遭到破壞,軍事和暴力沖突不止等世界性難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破解李約瑟之迷,才能認識到中國古代的醫學、農學、天文、水利、建築、數學等知識體系的真正價值,才能找到一條超越西方的生存之道和發展之路,實現對西方文明的全面超越。

結束語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中國文化是記載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的漢文經典,隻有讓少兒“讀經”,才能傳承和傳播中國文化。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不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西方式強國,而是建成一個超越西方文明的中國式強國。要實現這個目标,就要複興中國文化。而複興中國文化就必須讓少兒“讀經”,否則,複興中國文化就是一句空話,因為隻有讓少兒“讀經”,中國人才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國人隻有了解中西文化,才能“會通以超勝”,才能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适合人居的生存環境。隻有中國文化複興了,中國文化才能在世界上廣為傳播,全世界人民才能攜手來保護我們人類共有的家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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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6]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青年》四卷四号

[7]張朋朋《文字不是表現語言的,而是表示意義的》,《漢字文化》2010年第4期

[8]顧鈞《衛三畏與美國早期漢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9]徐光啟,《曆書總目表》,1631

作者:張朋朋先生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曾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瑞士日内瓦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等國外多所大學任教或講學。

著述:《文字論》《集中識字》《部首三字經》《漢語語言文字啟蒙》又名《字啟蒙》(與法國白樂桑先生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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