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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蘭:留住草根金融——拓迹作品“當”的賞析與思考

來源:中國新聞日報 發布時間:2019-12-25


這幅在商号幌子上赫然寫着“當”字的作品,是陳旭[1]的又一幅金融史拓迹作品,主要描述中國古老的金融機構——當鋪的日常經營。通過賞析這幅作品,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點收獲:其一,對當鋪這類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有一個直觀的了解;其二,對當鋪在百姓生活中的作用,有一個切身的體會;其三,對當代“草根金融”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有一定的思考。第一點源于“靜觀”,第二點在情景故事中感受,第三點需要一個長時空背景下的思考。

當商解密

宗教的慈悲與金融的謀利,似乎是無法融合的事情,但曆史恰恰如此演繹。公元前500年左右,希臘的寺廟開始經營錢币兌換、保管、貸款等業務,成為最早的“寺廟銀行”[2];中國最早的“寺廟銀行”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紀南梁的長沙寺。據《南史》卷七《甄彬傳》記載,甄彬曾用一束苎[3],在長沙寺庫質錢。後來将苎贖回時,發現其中有一手巾包,包有黃金5兩。甄彬将黃金送還寺庫,寺中道人說這黃金是近日有人拿來質錢的,寺中将其丢失。道人要用一半的黃金作為酬謝,甄彬堅決不受。這經營質錢貸放的質庫,就是典當的前身,明朝發展為規模較大的當鋪。民國平遙當商留存文稿“與友人言開設當鋪”[4]一文中,就當鋪的三種類型做了清晰的描述:“當鋪有三種:當最大,須禀請地方以達巡按使[5]為最重要;質次于當,但須同業承認,即可開張,不必領貼;押最小,皆私設,為官吏所禁,而利息過重,限期過短,不認為上等之營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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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業在清代出現了飛躍式的發展,衆多金融機構林立:當鋪、印局、銀爐、錢莊、賬局、票号、銀行。“印局”為急需資金的人發放利息較高的“印子錢”,是一種高息借貸的方式。據載印局在明萬曆年間就已經出現,傳說為山西商人最先開設。印局放賬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一吊或兩三吊錢,貸期一天,朝放夕收;一種是大額長期的,按日收取本利,每收一日,在契約上蓋以印記,故名“印子錢”[6];“銀爐”,或稱“銀号”,始于明代末年,為銀兩熔鑄機構,為滿足地方或行業不同标準的銀兩和形制需求而設,後發展為經營存貸款的金融機構;“錢莊”,自明代始,從經營銅錢與銀兩兌換的“錢肆”、“錢桌”,發展為“錢鋪”、“錢莊”,清代中後期,成為僅次于票号、銀行的金融機構;“賬局”,為山西商人創設,最早的一家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總号設于中俄貿易必經重鎮——張家口,字号名稱為“祥發永”;“賬局”為城市工商業者及候選官吏放貸,從成立開始就具備了銀行的職能;“票号”,為山西商人首創,目前可考的最早票号為1823年成立于平遙的“日升昌”票号。票号主營異地彙兌業務,并由彙兌業務構建起了集彙兌和融資為一體的結算和信用網絡;1845年外國銀行就進入中國[7],1897年中國自辦的“中國通商銀行”[8]成立,之後,各地方銀行和民營銀行紛紛成立。“銀行”的業務更為全面,資産規模也更大一些。

“當鋪”與其它金融機構相比,至少有三個特點:1、所需資本額少,是真正的“草根金融”;2、從業人員專業技能要求高,遠超其它金融機構。自“印局”到“銀行”,這幾類金融機構,均隻與錢打交道,不需要涉及各種門類的實物抵押,因此,從經營難度和專業技能的要求上,比當鋪似乎要容易些。當鋪的從業人員,需要對文物字畫、金銀玉器首飾、衣服家具等各種物品,進行當面鑒别、作價,當下開出當票,保管當物,記錄當賬等,如沒有專門的訓練和技術,很難在這一行從業;3、當鋪特有的“神秘性”,其它金融機構均不具備。一是當鋪的櫃台一般都很高,約2公尺左右,櫃台上裝有木栅欄,四壁很少開窗,主要為了防盜竊;櫃台後面一般有當鋪後院,同樣高牆厚壁,是倉庫所在地。所有被當的東西、雜物,分其貴賤、大小分類編号存放,專人保管,嚴禁外人入内;二是當鋪的當賬所用字體,均采用奇特怪異的章書,一般人不認識,隻有當鋪的人能讀懂;三是當鋪的學徒一般都比較冷漠、死闆,不同于其他商業夥計[9]

這幅拓迹作品用文字和圖案解密了當商的神秘性:四段三列整齊的小篆文字,将畫面自然分成了詳略有緻的兩部分。右側上方是露出一半的,面積較大的中國傳統窗框。窗框外部圓潤、結實,内部是細格配以梅花圖案的窗棱,略微泛黃的窗戶紙糊在窗棱上,室内空間的想象和延伸感,透過這層窗戶紙擴散出來,給了讀者充分的遐想空間;窗戶左上部,是精細镂空雕刻,逥形旋轉連接的木飾構件。構件向外延伸、挑出一根木棍,以懸挂“當”字招牌。窗框中部外側,一根細小的璇紋木棍上,挂着一個精細鐵絲吊起的、四面紙糊的粉紅燈籠,燈籠内的燭光透在燈罩上,留下火苗閃爍的印記。圖案下方,是拓迹作者對“典當”的文字解釋:“典當,主要以财物作為質押而有償有期借貸融資的金融機構,是中國乃至世界史上最古老的金融行業,又稱當鋪,在曆史上還有典鋪、解鋪、解庫、質庫、長生庫、抵當所等不同的稱呼,是現代銀行業的雛形和源頭。中國典當業初見萌芽于兩漢,肇始于南朝寺庫,入俗于唐五代市井,立行于南北兩宋,興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複興于當代”;畫面左側,自上而下,分别是飾以虎頭圖案的長方形木質牌匾,上書一個大大的“當”字。牌匾下方,是從大到小,向右側弧形傾斜的“一頁當鋪賬本”(賬本的形式,難懂的文字可見一斑)、“當字譜”(相當于當鋪賬本書法的密碼本,供當鋪員工學習用)、“當字譜”的其中一頁、“當票”(收當物時,當鋪給客戶開出的用以提取現銀或轉賬用的當票);再往下是天平、算盤、錢匣,均為當鋪常用工具。畫面中部有兩段文字,上面一段描寫當鋪的牌匾“當牌又稱幌子,當鋪門前懸挂,以招示行業之标識,早開門挂出,晚閉市摘回來。祁縣渠家後人渠榮祿先生講,渠家把當牌幌子挂在離店六百餘米的街口,無論春夏秋冬雨雪冰凍小夥計們天天如此扛着杆子摘挂當牌。”下面一段是對“當字譜”的說明“當鋪有專門的行業識用字體可稱為當譜,在寫當票時和内部登記帳時,用這些特殊的草書、減筆或變化字。也主要是行外人難以辨認、摹仿、篡改、僞造,防止丢失冒領和不法當商來欺騙當戶。”;左側下方的一段文字,是對當票的說明“當票,作為抵押物人贖取當物的惟一憑證,這就是“當票”。專門刻版印制以防假冒。當票上面印有當鋪名稱、地址、抵押期限、抵押利率等内容,交當物人收執,到期憑此贖取當物。當票可轉賣。”

整個拓迹作品,以豎寫的小篆字相隔,左詳右略,當字牌匾、錢匣、窗戶,構成了畫面穩定的“三角”,一頁當賬、當字譜、當字譜一頁、當票一張,自大至小,錯落右傾,讓穩定的結構中有了靈動;燈籠、天平、當字牌匾上方鐵飾的輕巧,傳達了厚重之中的雅緻;粉紅色的燈籠,當字譜上的紅色貼紙,當票上的紅色印章,相互呼應,在整體黑色的背景下,竟透出一絲溫暖、安定的感覺,除了文圖并茂地傳達金融史知識,解密當商經營細節外,作者還想告訴我們什麼呢?

風雨飄搖中的溫暖和希望 

當鋪的存在對百姓的意義又是如何呢?貧窮百姓求助于當鋪的時候,往往是亟需用錢的時候,若家中無甚值錢物件,當鋪的創新和因地制宜,無疑能解百姓的燃眉之急。如蘭州西甯城北朝陽村的山西董姓開設的當鋪,就因地處郊區農村的緣故,除收當一般的衣物、農具、生活器具外,還收當農民生産資料——糞土(肥料)。糞土在原地不動,成交之後,當鋪在糞堆上插一木牌,上寫已收當字樣等,另外給一當票為據,俟春耕時農民将糞土再贖回。若青苗時節需要錢,也照此辦法在青苗地裡插一當牌,秋收時農民再贖回[10]。當鋪的這種創新辦法,實際上幫助農民跨越了自有資産與所需金錢間永遠無法跨越的障礙,然後把實物換成可以購買所需物品的金錢,讓農民擁有了可以支配未來财富的權力,生産、生活的預算硬約束得以緩解,無形中平滑了農民生活的艱辛和困苦,農業生産也得以順利進行。

有時候當鋪的存在,還是百姓燃起生活希望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都知道清代山西人走口外,賺了大把的銀子;其中從事中俄茶葉貿易的山西商人更是富可敵國。财富的示範效應和希冀财富改變命運的渴望,在茶商較多的晉中地區,有普遍的影響力。但是,窮人家的孩子走上這條路卻無比艱辛,僅起步就遇到很多障礙。内蒙古大學出版的《旅蒙商檔案集萃》(蒙古國家檔案局、内蒙古自治區檔案局編,2009)[11]中就收錄了祁縣人編錄的“山西茶商“創業難””之歌。一位不知名的編寫人,編寫了朗朗上口,生動細緻,可讀性很強的文字,再現了晉商學徒參與清代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走上創業道路的艱難過程。在《創業難》的第二段,作者這樣寫道:

“有錢的,不必言,無錢打點出外邊。内地買賣工本少,論起盤纏三兩串。心想将就上恰圖,察聽總得百串錢。投親訪友求引帶,推推辭辭難上難。再三求,千萬言,一但應承好喜歡。才喜歡,又愁煩,方欲起身無盤纏。思當衣,尋借錢,拾鬧不來空手還。再思謀,無别言,隻得拍賣做盤纏。或典房,或賣田,湊夠盤纏才喜歡。為子隻知出外好,誰知父親實在難。一起身,離家園,抛閃父母在堂前。”

通過這段文字,我們不難體會到,一個普通百姓人家,要想支持孩子走上恰克圖販茶的緻富之路,這起步的盤纏,就會把他們難倒。在尋親、訪友、當衣,借錢,最後還是“拾鬧不來空手還”的情況下,最後隻好“或典房,或賣田”,“湊夠盤纏才喜歡”。這個時候,當鋪就是百姓燃起希望的最後救命稻草,典房,賣地得到的金錢,是押上一家人未來的賭注。試想,這樣的人家是懷揣着怎樣的心情邁向當鋪,如何敲開當鋪之門,如何聽任當鋪對家産作價,如何在拿到當票時既有歡喜,又有對未來不測的緊張?這樣的尋求出路之舉,一定是不想讓更多人知道的,或是寂靜的午後,或是陰暗的早晨,或是沉睡的深夜,揣着風雨飄搖之心,換回一絲微弱的溫暖,雖然不多,卻也足夠燃起希望。如此,對百姓已經足夠,起碼可以希冀未來,可以拼搏得有盼頭。

我們的金融史書籍中,多強調當鋪的高利和盤剝,事實上,大的當鋪自古至今,月利均在2分至2.5分左右,當期三年左右。也許它們的利率比其他金融機構稍高,但是從絕對額來看,當鋪賺到的金錢,盤剝到的利益,實在無法與大的金融機構相提并論。這麼一想,這樣的草根金融,實在也是民生的必需品,是應該存在,并且應該被客觀看待的。

在這幅“當”的拓迹作品中,作者隐去了這種種的故事,種種的心理活動,種種的操作環節。但是,我們卻能從傾斜排列的賬簿、當票中,體會到風雨飄搖的感受;從“虎”頭當字牌匾中,體會到百姓拿到金錢時滴血的心情;也能從粉紅色的燈籠裡,體會到就此一搏的希冀和生命動力。作者把貫穿“當”流程的室内物件擺放于室外,把各種形體和心理的活動,寓于顔色的跳出,物件形态擺放的靜态傳達之中。内置于外,動寓于靜的深意,惟有細心體會,才能明白。

對當代草根金融的人文關懷

拓迹作者陳旭有着鮮明、深刻的當代人文關懷。他的這幅拓迹作品除了“讓不能動的文物動起來”以外,還想表達什麼呢?為此,我們專門采訪了陳旭先生。他首先肯定了“留住草根金融”這個标題,認為符合他創作的宗旨。他說有三點是他這幅作品希望表達的觀點:一是“草”得在;二是“根”不能“拔”,也不能“爛”;三是“陽光雨露”不能少。下面是陳旭對這三個觀點的進一步表述:

“草”得在

為什麼說“草”得在呢?當鋪能存在幾千年,就說明社會上有它生存的土壤,有對它的需求。 就當代社會而言,典當行離百姓的生活也越來越遠,自2000年6月起,它就不再是金融機構,而是隸屬商務部,作為特殊的工商企業存在了。所以,典當行不能算作當代的“草根”金融了。反而是過去的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是真正的“草根”金融,是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為什麼說這些“草根”金融得讓它存在呢?因為“草根”金融的資産負債規模,運營模式是與草根企業,草根農業的需求互相匹配和适合的。比如,一個農民開了一個饅頭店,開店需要資金,大的金融機構看不上,隻能找與它的需求匹配的城市信用社或農村信用社。這些金融機構也因為自身資金和實力所限,也隻能,或更擅長為這樣的草根企業服務。同時,草根金融對饅頭店的支持,不僅僅有金融上的意義,還有社會穩定的意義。因為一個饅頭店,很可能能養活一家三代10口人左右,那麼這個社會穩定感,民生獲得感,幸福感,不是都寄托在小小的饅頭店上了麼?從這點上看,“草根金融”的存在,對國家的民生工程建設意義就相當大了。近幾年數字金融、互聯網金融的出現,使得“草根金融”無孔不入,幾乎變成“毛細金融”了,也有人稱“普惠金融”,這也是社會發展需要,說明不論哪個時代,“草根金融”都有存在的必要。

“根”不能“拔”,也不能“爛”

真正“草根金融”的特點是:1.資産規模小,所以要緊緊依附于它所在的社會土壤生存,對小微企業而言,“草根金融”就是金融體系的“滴灌”工程;2.獨立運營,善于創新。清代當鋪的創新我們已經略知一二,曆史上還有很多創新都來自“草根金融”。比如,山西壽陽在清代為留住來往客商的資金,獨創的“克錢”理财模式,兼具存取款自由和獲取投資利息的特點,與我們現在的銀行理财不相上下;還有過去鄉村裡的“會”,就是百姓自發創造的互助金融模式,與孟加拉平民銀行的功能可有一比;我國第一家金融IC卡指紋支付系統,就是1997年,我在城市信用社時首創的,還有幸獲得了于光遠簽發的“全國軟科學成果應用轉化”獎,媒體報道說此創新是“銀行存儲結算手段的一場變革”;當代的互聯網金融創新更是目不暇接,這種創新性體現了“草根金融”的強大生命力;3.即使遇到風險倒閉,“草根金融”因為其資産規模小,經營相對獨立,對社會的影響不大,環境适合後,又會很快恢複,成為整個金融體系生生不息的一道屏障。

但是,理想狀态的“草根金融”越來越看不到了。原因有兩點,一是“根”給“拔”了。解放後到1957年,這段時間,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在維持合作金融的基本模式下,得到了國家政策的多種鼓勵和支持,全國80%的鄉村都建立了農村信用社,農信社對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生産和農業合作化運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1958年-1978年,農信社在行政的過分幹預下,經曆過幾次下放到生産大隊,又上收到國家銀行的“折騰”。這麼一“折騰”,農信社“合作金融”的根子給“拔”掉了,社員不管了,國家又管不過來;到後來改革開放後,出現大量的呆壞賬,“根”給“爛”掉了,所以,又有通過商業化改制化解風險的一系列措施。可是,商業化改制後,爛根的問題沒解決,脫離草根企業的現象出現了,變成了農村資金的虹吸管,把農村的資金都吸到沿海開放城市了,農村金融的幹涸程度日益加深;城市信用社,是1979年才出現的,全國第一家城市信用社于1979年成立于河南省漯河市(當時為縣級)。1995年末全國共有城市信用社5279家,城信社的存貸款規模占整個金融體系的7%和4%。因為一開始缺乏管理,所以部分城信社出現了背離宗旨的炒作房地産行為,造成金融風險隐患。為了化解城信社的風險,1996年開始推動城信社改組為“城市商業銀行”的改制活動。城商行規模越來越大,追逐大企業融資成為其必然的選擇。所以,縱觀農信社、城信社的發展,反而是“去草根金融”的過程。這樣會帶來什麼後果呢?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國中小企業4成面臨倒閉,為中小企業融資,支撐其發展,成為國家的一個大難題。現在的互聯網金融,也有部分“異化”為“套路貸”的情況,亟需規範和管理,不能再走信用社的老路了。

“陽光雨露”不能少

“草根金融”的性質決定了它們在金融體系中“數量大”、“風險大”、随環境變化“死亡率”和“存活率”都較高的特點。“草根金融”的風險問題,不是當代才有,從曆史上看都是如此。别說“草根金融”,就連“錢莊”、“票号”、“銀行”,這些在清代算是大的金融機構了,遇到危機時,一樣風雨飄零,難以為繼。這是金融體系的正常現象,不能不讓風險和倒閉的現象出現,而是要在維持健康的制度規範和國家“陽光雨露”滋潤的層面下手,不能放手不管,更不能野蠻操作,要适合“草根金融”的生長規律和特點。近幾年,國家開始針對貧困戶和小微企業發放定向貸款,就是一種“滴灌”的方式。

采訪結束後的思考

采訪結束,思考還在繼續。一幅拓迹作品能在體現器物之美,傳達知識方式之新的同時,還能引發人文關懷和當代思考,這樣的作品,其社會價值也就基本實現了。

為了呼應作者的創作初衷,我們也從古今中外的實踐中發現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希望對“留住草根金融”,這一主題有所裨益。

《管子》的金融智慧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管子.小匡》),又說“凡将為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之為大治。”(《管子.國蓄》)為了“籠”住“石”民,《管子》強調國家要“善制其通貨以禦其司命”(《管子.輕重乙》),即國家把“貨币發行”、“金融管理”作為其“輕重之術”的核心抓手,來協調國内外政治、經濟、民生等多重動态均衡關系。在給農民提供融資,保障農業生産的方式上,則以“限時”和“低利”兩種辦法,與商業金融按市場規則競争,想方設法不讓高利貸者把“石”民從國家手裡搶走。上控金融總樞紐,下按市場規則辦事,把握輕重規律,以“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管子.輕重甲》)的運籌帷幄之術,實現“來天下之财,聚天下之民”,“不籍(征斂)而贍國”[12](《管子.國蓄》)的富國強民目标。《管子》一書,體現了中國古代金融的最高智慧,它對以金融方式在上下兩個層面,相互配合,構建集“草根金融”和“宏觀金融”為一體的金融體系的思想,值得我們借鑒。

法國農業合作金融生态體系建設的經驗

19世紀中期,作為歐洲農業大國的法國出現糧食歉收的現象,各界認為農民貸不到款是主要原因。于是政府成立專門的農業信貸組織,解決農民貸款難的問題,但最終以成效低下而告終。但是法國農民掙脫金融困境的努力并沒有因為政府方面的失敗而停頓,一些互助合作信貸組織相繼在農村産生,通過這些組織,他們可以繞過高利貸,以低息貸到農業生産資金。法國農民互助合作信貸的模式,與我國自乾隆年間就普遍存在的“會”的方式很相像,也與孟加拉農民銀行的做法很相像。19世紀末,法國農業現代化的呼聲緊迫,人們認為地方化的信貸系統安排比中央銀行的信貸安排更适合農村。于是,自1894年起,法國通過法令,允許成立農民自願組織的小額信用合作社,滿足農民短期貸款的需求。法律除了使合作社合法化外,還通過減免稅收,規定其為國家發放農戶補助貸款的唯一渠道等措施,來增強合作社的生存能力。1897年,法蘭西銀行撥付農業部一筆專門的資金,用于農村信貸。一方面農業部與衆多的小額信用合作社直接接觸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小額信用合作社無法滿足農民中長期的大額信貸需求。基于這兩個原因,1899年法國通過法律,允許成立合作性質的區域銀行,作為農業部與地方小額信用合作社的中介。後來法國農業信貸銀行[13]成為法國農業金融系統中的最高層,通過利用越來越強大的農村和城市“互助金融”根脈體系輸送低成本的金融資源,法國的農業金融生态系統逐漸優化,許多商業銀行紛紛進入。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後,也于1988年實現商業化,成為集多種金融業務為一體的國際銀行業巨頭。

 

圖2為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系統的所有權控制和資金來源渠道,從圖中可以看到,一個控制權自下而上,資金來源渠道廣泛,管理、協調、資金供給自上而下的,根植于農村土壤,體現會員意志、實現國家發展農業意圖、力量強大的農村金融生态系統。

直到現在,法國仍把農業金融的成功歸功于當時這個英明的決策——發現農村土壤中自發生長出來的“草根”金融,并通過法律使其在更大範圍合法生存,又給予保護性的生長環境,使它得以進一步發展壯大。法國立足于農村實際的金融生态系統構建理念,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借鑒。

民國時期的山西合作金融經驗

1932年,民國山西政府為了讓山西從中原大戰及世界經濟危機雙重背景下的蕭條陰影中走出來,制定了集金融、鐵路、實業為一體的“十年建設計劃”,僅用了不足5年的時間[14],就讓山西經濟活躍,民生改善,成為中國金融史上的一段佳話。為了重建戰後金融體系,擴大貨币發行,民國山西政府創造性地用“物産證券”配合“實物十足準備庫”,作為省銀行的發鈔準備;并成立“鹽業銀号”、“墾業銀号”、“鐵路銀号”,分别以運城鹽業、西北實業公司、同蒲鐵路為擔保發行貨币,實現實業與金融的相互支撐,良性循環。在“民國山西省人民公營事業董事會管理事業體系”内,又創造性地通過“省鈔發酵”、“土地擔保農村信用合作券”的方式,實現貨币發行的逐級信用支持,上下層體系間有機嵌套聯系,并不失于省銀行的總體控制的,穩健擴大貨币發行總體規模的目标。“民國山西政府“層級嵌套,逐級支撐”的信用擴張模式”通過這種經濟金融一體化,系統化的創新,山西經濟成功走出蕭條泥潭,貨币穩定,财富增加,人民的生産生活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成為民國地方經濟發展的典範。 

總結

一幅拓迹作品,引發了我們對“草根金融”的認識和思考,慢慢看清了“草根金融”是金融體系中最基礎的生态系統的角色。“草根金融”的發展,不僅要留住,還不能認為它們是“草”,就“草率”、“魯莽”地對待。而是要把“草根金融”放在金融生态體系統的大環境中綜合考量,讓金融生态系統的根脈自上而下通暢健康,讓草根金融之“根”深深植于民生的土壤,成為穩住國家“石”民的基本保障。2019年12月10日-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在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部分,就重點強調“引導大銀行服務重心下沉;推動中小銀行聚焦主責主業;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15]等政策目标。可見拓迹作者對草根金融的判斷與國家經濟政策方向是相吻合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值得期待拓迹作品中的“溫暖”化為“暖陽”普照,期待“草根金融”成為“金融綠洲”。 

參考文獻

[1]孔祥毅.金融發展史綱[A].見孔祥毅文集(八)[C].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6.333

[2]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與研究[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541

[3]黃鑒晖.當鋪、印局、賬局、錢莊、票号”都是貨币經營資本嗎[A].黃鑒晖選集[C].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18.220~228

[4]孔祥毅.民國山西金融史料[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3.102

[5]《管子》(小匡)(國蓄)(輕重甲)(輕重乙)諸篇

[6]http://www.yicai.com 第一财經,2019年12月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題報道 



[1] 陳旭,男。中國古典金融及晉商文化研究學者、山西财經大學客座教授、收藏家、拓迹藝術非遺傳承人、攝影家。

[2] 孔祥毅.金融發展史綱[A].見孔祥毅文集(八)[C].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6.333

[3] 苎,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莖皮含纖維質很多,是紡織工業的重要原料,可做繩或布。

[4]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與研究[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541

[5] 1914523日,袁世凱公布《省官制》,改各省民政長為巡按使,主管一省民政。多數由省軍政長官兼任。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廢巡按使,改稱省長。

[6] 參考黃鑒晖.當鋪、印局、賬局、錢莊、票号”都是貨币經營資本嗎[A].黃鑒晖選集[C].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18.220~228

[7] 麗如銀行為英國皇家特許銀行,先後在香港(1845)和上海(1848)開設了分行,是最早進入我國的外資銀行。

[8] 中國通商銀行簡稱通商銀行。系督辦全國鐵路事務大臣盛宣懷奏準清廷後,于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527)在上海成立。是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也是上海最早開設的華資銀行。

[9] 參考孔祥毅.民國山西金融史料[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3.102

[10] 參考孔祥毅.民國山西金融史料[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3.102 

[11] 蒙古國家檔案局、内蒙古自治區檔案局編.旅蒙商檔案集萃[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學出版社,2009

[12] “不籍(征斂)而贍國”,出自《管子.國蓄》。指國家不用向老百姓征斂,就能富國強民的治國之道。

[13] 1920年,設立了國家設立了行政機構——“農業信貸管理局”(Office National du Crédit Agricole)負責财政性農貸資金的發放和為區域和地方銀行的中短期貸款進行再貼現的業務(它通過法蘭西銀行進行再貼現);1926年,這個公共行政機構正式以法國農業信貸銀行(Caisse Nationale de Crédit Agricole (以下簡稱CNCA))的身份從事金融業務,成為法國農業金融生态系統中的最高層。

[14] 1937年日本軍隊入侵山西而中斷。

[15] http://www.yicai.com第一财經,201912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題報道。

作者簡介:張亞蘭,女,山西霍州人。山西财經大學晉商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晉商與金融史。社會兼職: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山西省晉商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商業史學會萬裡茶道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責任編輯:王新顔